2025年10月1日0时，美国联邦政府因资金耗尽正式停摆，这是近七年来首次。前一天，国会参议院先后否决了两党的拨款法案，导致政府运行陷入停滞。随着关门时刻的到来，约75万联邦雇员被迫开始无薪休假，每日人事成本高达4亿美元。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已在9月30日晚发布备忘录，指示各政府机构开始执行“有序停摆”的预案。
美国联邦政府的运转资金完全来自年度预算拨款，联邦财政年度从10月1日开始，至次年9月30日结束。通常情况下，国会两院会在新财年开始前通过新的年度拨款法案。如果法案无法通过，国会将出台临时拨款法案，按照上一财年水平为政府短期“续命”。但如果临时拨款法案也未能通过，联邦政府就会“没钱可用”，部分机构停止运转。
在1980年之前，联邦政府各机构在资金短缺期间依旧保持运作，并假设国会将迅速采取行动，通过年度拨款法案。到1981年，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本杰明·西维莱蒂撰写了一系列法律意见书，认为政府机构在资金缺口期间无权继续运作，从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停摆。表面上看，政府停摆是预算程序失败，实则已成为两党精心计算的政治策略。
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，自1976年开始执行现行预算制度以来，美国国会仅有四年按时完成拨款程序。国会两党就预算和拨款争论不休，根本原因在于两党分歧日益加剧，预算或临时拨款法案投票现场往往成为两党交锋的战场。随着两党之间政治斗争不断升级，美国的政治生态呈现病态化趋势。
纵观美国政府历史上的关门危机，两党刻意制造停摆的核心逻辑是“以危机换让步”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政策胁迫，利用政府关门的社会代价逼迫对方妥协；二是选民动员，将对手塑造为政府失灵的责任人；三是议程推进，如2025年政府停摆前，共和党试图借此推动政府永久性裁员，实现缩编政府的长期目标。
政府停摆不仅造成政治失能，还会引发经济失能。分析普遍认为，政府关门可能让美国经济每周损失约70亿美元。在宏观经济层面，“停摆”会给美国经济带来直接损失，部分行业会受到严重冲击。市场层面，劳工统计局等主管经济数据发布的机构停止运行，影响就业报告、通胀等关键数据的发布，势必影响经济政策制定和投资者决策。
对普通民众而言，政府停摆意味着多项公共服务中断：航空业警告，美国各大机场可能出现人手短缺，导致航班延误和取消；护照、绿卡、签证等证件办理时间可能延长；数百万低收入家庭的食品券及能源补贴可能延迟发放；多地博物馆、国家公园等可能关闭或缩短开放时间。
自1980年以来，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0多次停摆。每一次停摆都有其独特的政治背景和争议焦点，但模式却惊人地相似。1980年，卡特政府因司法解释改变而首次执行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停摆，联邦贸易委员会短暂停运。1995至1996年，克林顿与共和党众院议长金里奇的对峙导致了两次累计26天的关门。2013年，围绕奥巴马医保的激烈争执再次导致联邦政府瘫痪16天。2018至2019年，特朗普坚持为边境墙筹资引发了史上最长的35天停摆。
2025年的政府停摆既延续了历史模式，又出现了新的特点。这场危机的核心争执点是医保问题。民主党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1.5万亿方案，希望永久化奥巴马医保补贴并恢复医疗补助。而共和党则坚持推行一个“干净”的方案，只保证政府运行到11月21日，医保问题留待年底再议。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，白宫此次要求各机构为裁员做准备，而不仅是以往的无薪休假，这意味着“临时休假”可能变为“永久失业”，打破了过去的政治默契。
四十年后的今天，美国仍在同样的预算陷阱中原地打转。政府停摆带来的不只是政治新闻和GDP波动，更是一国治理能力的自我削弱。未来，类似的停摆美国还将周期性重演，也将不断考验市场、盟友和美国民众的耐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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